中医是研究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其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辦证法。中医理论体系中最重要且区别于西医的部分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辩证论治的方法，这是中医几千年来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医理论的闪光之处。可也正是这一与西医的明显区别，使得中医的科学性在西医盛行的近现代社会一度包受诟病。

　　同西医一样，中医萌芽于原始社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名医扁根据民间流传的经验和他自己多年行医的实践，总结出诊断疾病的四种基本方法，即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总称“四诊”。这时的中医治疗方法包括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战国至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经典著作莫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综合性的医书，《黄帝内经》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这些学说融合了中国古代唯物的哲学思想。“气一元论”认为:宇宙万物皆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而人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气一元论”通过闻述“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起，体现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中医学把人体看作是各个层次的阴阳对立统一体，还把每一脏、每一腑再分出阴阳，从而使每一层次，无论整体与局部、组织结构与生理功能都形成阴阳的对立统一，这又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的临床方法。

　　《难经》传说为战国神医扁鹊所作，“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指《内经》，即问难《内经》，全书共讨论了八十ー个问题，故又称《八十ー难》。《难经》以基础理论为主，以分析病症为辅。一至二十二难为脉学，二十三至ニ十九难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为疾病，六十二至六十八为腧穴，六十九至八十ー难为针法。书中对命门(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说是五脏学说中的肾脏，二说是经脉学说的督脉命门穴，三说是《黄帝内经》中的眼睛)和三焦(六腑之一)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即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难经》还明确提出了“伤寒有五”，即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泻痢等病多有阐发，这些论述都被后世医家所重视。

　　《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传说起源于神农氏，经过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书中阐述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是指两味或两味以上的药味配在一个方剂中，相互之间会产生一定的反应)，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东汉的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掌握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之一:“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将其具体应用于伤寒和杂病的诊疗中，并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塞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病)的辦证施治原则，莫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理、法、方、药是中医学关于诊断与治疗操作规范的四大要素，也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具体施治过程。理，是指根据中医学理论对病变机理作出的准确的解释。法，指针对病变机理所确定的相应的治则治法。方，是根据治则治法选择最恰当的代表方剂或其他治疗措施。药，指对方剂中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及其剂量的最佳选择。

　　如果说秦汉时期是中医学理论莫基时期，汉代以后，则主要是中医学实践积累和理论补充的过程。东汉末年的华佗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术而名闻天下，它所发明的麻沸散开创了世界麻醉药物的先例，华佗其人还“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流传至今。

到了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收集了5000多个药方，著作《千金方》，被人尊为“药王”，后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金元时期，中医学上出现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大家，分别是:刘完素的“寒凉派”、张从正的攻邪派”、李东垣的“补土派”和朱震享的“养阴派”。“寒凉派”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十分强调“火热”之邪致病的重大危害，因此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攻邪派”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也被称为“攻下派”;补土派”提出“内伤牌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牌胃，又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为“补土派”;“养阴派”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

　　金元四家对未医学养生原理均有一定的启发。“寒凉派”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他认为:“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知形者生之舍也，气之生者元也。”以人体阴虚阳亢立论，强调“六气皆丛火化”，强调气是生命最基本的物质，从而提出养生调气三法:调气、守气、交气。“攻邪派”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养生保健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从而提倡通过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来达到养生的目的。“补土派李东垣在《牌胃论》中指出:“元气之充足，皆由牌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主张通过调理脾胃养生保健。方法有三种:调节饮食护养脾胃;调摄情志保护脾胃;防病治病顾护脾胃。 “养阴派”朱震享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强调阴气 “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和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具体方法包括:顺应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生火助湿, 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

　　明清以后,中医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温病派是在古代治疗伤寒病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在温热病的病因、病理和治疗原则方面,自成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学说,对传染病的防治有一定推动作用。时方派主张可用古典医方之法而不必拘泥于它的药物组成,临床治疗处方多按病症之实际情况自行用药。 清朝末年,西医思潮涌人中国,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 国人开始主张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检视医学,要求医学现代化,使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中医学一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