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如同战争一样严酷的实证检验，再次证实了中医中药明确而显著的疗效。3月23日16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代表国家政府，公布了中医“三药三方”的随机对照研究和临床数据：“临床疗效表明，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由此可见，中医是典型的“经验医学”；换言之，中医具有典型的“实证特征”。

（一）问题的缘由

群里正在讨论中医是不是科学。

在当下这个世界，把中医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这好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常识。

我发现，不论是质疑中医的人，还是赞扬中医的人，基本上都认为中医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区别在于：

质疑者把中医归结为巫术、玄学，或装神弄鬼一类，并站在“科学“的制高点上断言：中医的疗效十分神秘且非常可疑；

赞扬者则认为，西医不能垄断真理，用“科学”的名义否定不了中医的疗效。

那么，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

或者说，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中医的科学性质？

我之于中医，“略知皮毛”也谈不上，最多算是一个相信中医的革命群众。

在这里公开评论中医如何如何，或有班门弄斧之嫌。

但是从小到大，我亲身验证了，而且还在心甘情愿地继续验证着中医的疗效。

以我自身不断重复的样本检验结果而言，我毫不含糊地告诉大家：中医中药，尤其是伟大的针灸，既不装神也不弄鬼，不仅疗效明确，而且十分显著。

用革命群众的话说：中医靠得住，好使！

所以，看见有不少人，尤其是很多饱学之士质疑甚至诋毁中医的科学性，我作为一个体验过中医中药的革命群众，忍不住想谈点一孔之见。

不当之处，请饱学之士多多海涵。

（二）什么是科学

要鉴定中医是不是科学，先得知道什么是科学。 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既不在于语言的不同，也不在于结论的不同，更不在于言说者的不同，而是在于方法论的不同。（注1） 科学方法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个是实证，另一个是理性。

所谓实证，就是“实际的证明，确凿的验证”。

换言之，所谓实证，就是要用实验观察来证明，或通过实践活动来检验。

一言以蔽之，实证就是“拿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

所谓“理性”，就是“要讲出道理来”。

换言之，科学的思维不能像神学或巫术那样，仅仅靠感性、激情来说事；科学的表达不是胡言乱语，而必须讲“道理”。讲“道理”，就是要符合逻辑。

一言以蔽之，要用逻辑来讲道理。用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来思维和推理，这是理性的起码要求。

不讲道理就只有胡搅蛮缠了。比如，动不动就尖叫“极左”“的汪主席，永远只有“保护私有产权，国退民进，放松管制，全面减税”一句话的许教授，自以为代表着宇宙真理，却又不讲任何道理，能不胡搅蛮缠吗？

（三）中医何以科学

以“实证”和“理性”的标准衡量，我们就能清楚地判定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

首先，我们用“实证标准”来衡量中医：

——中医的“望闻问切”，离得开实践经验的检验吗？

——中医的“接骨斗榫”，离得开实践经验的检验吗？

——中医的“针法灸法”，离得开实践经验的检验吗？

——中医的诊断、开方、治疗、防疫等等，有哪一项或哪一次离得开实践的经验总结或实证的反复验证？

——比如，在这次抗击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如同战争一样严酷的实证检验，再次证实了中医中药明确而显著的疗效。3月23日16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代表国家政府，公布了中医“三药三方”（注2）的随机对照研究和临床数据：“临床疗效表明，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

由此可见，中医是典型的“经验医学”；换言之，中医具有典型的“实证特征”。

其次，我们用“理性标准”来衡量中医：

——中医的各种学说，比如《黄帝内经》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五运六气学说，等等，它们的说服力都是建立在辩证逻辑的基础之上的。

——中医的各种理论，比如《黄帝内经》中的病因理论、病机理论、病症理论、诊法理论、论治与养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无一不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

请问，辩证法和辩证逻辑不就是一种理性思维方式吗？

由此可见，中医的理论是“讲道理”的；换言之，中医具有典型的“理性特征”。

既然实证与理性是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既然中医既实证又理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拒绝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呢？

毛主席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毛主席的话，写日记的蒋委员长和汪主席听了会气得半死，但革命群众听了心里总是亮堂堂的。

（四）为啥拒绝中医

既然中医符合科学的特征和标准，那为什么西方却拒不承认中医的科学性呢？

有人说，拒绝中医，乃是因为中医缺乏实证。

这样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对中医实证性质的熟视无睹——难道中医的实践活动就不是实证？

有人说，拒绝中医，乃是因为中医缺乏理性。

这样的拒绝理由，显然是对中医理性特征的置若罔闻——难道中医的辩证理论就不是理性？

邓铁涛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中医大师。在我看到的一个视频中，记得邓铁涛先生说：“中医是理论医学，西医是实证医学”（大意）。

连邓先生都把中医视为“理论的”，而不是“实证的”。窃以为，这样的区分或是被西方误导的结果吧？

其实，西方之所以把中医排除在科学之外，其原因在于：中医的实证，主要是“定性实证”；西医的实证，主要是“定量实证”。（注3）

中医的实证长于定性，或比较缺乏定量实证；而西医的实证长于定量，或比较缺乏定性实证。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区别，或使得中医往往重视整体和系统，而西医则往往重视局部和原子。

问题在于，西方的主流认为，只有“定量实证”才叫实证，至于“定性实证”，早就被西方主流排除在“实证研究”之外，从此人间蒸发了。

因此，他们把中医排除在科学之外，也就不奇怪了。

问题是，“定量实证”固然是实证研究，但“定性实证”同样也是实证研究嘛！

（五）中西医结合起来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延安，毛主席与李鼎铭有过一段关于中西医的对话。（注4）

毛主席问：“现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学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回答：“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

毛主席很赞同他的观点：“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中医与西医，各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

我认为，毛主席关于“中西医结合起来”的主张，是十分科学的。

在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上，我们应当要实事求是，既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非此即彼。

鉴于中西医发展在当下已然严重失衡的状况，我们有必要重温毛主席在1954年对轻视与排斥中医做法的批评（注5）：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六）名头也重要

有人说：“争论中医是不是‘科学’，有那么重要么？”

言外之意，只要有疗效就行，中医争那个“科学”名头，有意思么？

对于这样的“道路自信”，我比较钦佩，但并不苟同。

名实之争，“实”自然是关键。但是，在我看来：

“有名无实”，肯定不行；

“有实无名”，仍有缺憾；

“名副其实”，那是必须的。

既然中医中药完全符合科学的特征以及科学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中医中药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

这叫“名副其实”，也是“实事求是”。

更何况，现在很多公知（名字我就不罗列了，免得有人动不动就要起诉），就是以中医中药不是“科学”为由，来压制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中医中药的。

大家说说，“科学”这个名头，中医该不该争？

注释：

注1：关于科学方法的基本特征，可参赵磊等：《马克思主义：科学抑或信仰》，《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 注2：“三药”是：金花清感、连花清瘟、血必净中药注射液；“三方”是：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

注3：关于定性实证与定量实证的区别，可参赵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何以“实证”》，《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1期。

注4：《李鼎铭与中西医结合方针》，《健康报网》2019-04-17。

注5：《毛泽东的中医情结:称其为中国对世界贡献之首》，《央视网》2008-1-30。